近兩個世紀之前，一位年輕的名叫查爾斯·麥基的蘇格蘭人，以令人難忘的方式同時攻擊上帝和瑪門。他出生于1814年，是一名頗受歡迎的詩人、民謠作家，還擔任過美國內戰(zhàn)記者和英國報紙的編輯，在文學生涯中享有杰出的聲譽。但后人對他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在1841年撰寫了《異常流行幻象與群眾瘋狂》 （Memoirs of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一書，當時他才 27 歲。該書講述了多個歷史性群體狂熱事件，其中一些與宗教和貨幣有關。從那以后，這本書為讀者不斷加印。 

麥基記錄了公元1000年前籠罩在歐洲的末日幻想，以及十字軍東征時期驚人的宗教瘋狂。不過，這本書最著名的內容是17世紀30 年代荷蘭郁金香投機，以及1719—1720年巴黎和倫敦雙股市泡沫中的群體性金融狂熱。這些情節(jié)使這本書一直享有盛譽。在它出版之后，接連發(fā)生的金融狂熱的頻繁性、規(guī)律性及其造成的全球性影響，使得即使在寫成近兩個世紀之后，這本書依然是金融專業(yè)人士的必讀經(jīng)典。

麥基并不是第一個認識到人類的非理性具有傳染性的人。例如，希羅多德寫過這樣一段話：

（大流士）擔任波斯國王的時候，他召見了統(tǒng)治下的一些希臘人，問付給他們多少錢他們才愿意吃掉自己父親的遺體。他們回答說，無論給多少錢都不可能做這種事情。然后，當著希臘人的面，大流士又把印度卡拉提亞人（他們愿意吃掉自己雙親的遺體）召來，借助翻譯問，付給他們多少錢他們才愿意焚燒自己父母的遺體。這些印度人驚恐地大叫起來，不允許大流士提這么可怕的事情。這個故事顯示出習俗的意義。在我看來，詩人品達說得對：習俗乃是“萬事之主”。 

希臘人畢竟是古代的智者，大流士一定忍不住想要教育他們。他想傳遞給希臘人未言明的信息：你們也許是人類中最博學的人，但你們和我們一樣具有非理性；你們只是更善于進行合理化解釋而已，善于解釋盡管有各種反面證據(jù)但你們依然是對的。

01

金融泡沫

一場永不謝幕的狂熱戲劇

雖然古人和麥基非常熟悉人類的非理性和流行性狂熱，但無法得知其中精確的生物學、進化論和社會心理原因。例如，麥基一定問過自己，為什么一群人會時不時地去追逐某種價格高得離譜的投資？

今天，我們對此有了更好的理解。首先，金融經(jīng)濟學家發(fā)現(xiàn)，人類會本能地追求回報非常高但是發(fā)生概率非常小的結果。比如彩票,平均來說是賠錢的，但用巨額財富幻覺吸引了買家。此外，在過去幾十年里，神經(jīng)系統(tǒng)科學家已經(jīng)揭示了貪婪和恐懼背后基本的解剖學和心理學機制——“大腦邊緣系統(tǒng)”，其位于大腦左右半球中間的垂直面附近，具有對稱分布的結構，包括一對伏隔核（大約位于每只眼睛的后面）和一對杏仁核（位于太陽穴下方）。

《群體的瘋狂》 威廉·伯 恩斯坦 著 2022年11月出版 

研究人員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術后發(fā)現(xiàn)，伏隔核不僅會因獎勵而被激發(fā)，而且會因為對獎勵的預期而被激發(fā)得更加強烈，無論這種預期是關于烹飪、性、社交還是金融；相反，杏仁核會因厭惡、恐懼和退縮而被激發(fā)。例如，如果你喜歡芙洛阿姨的烤寬面條，那么在你去往她家的路上，你的一對伏隔核及兩核之間的連接會更快地被激發(fā)，并且很可能在你聞到菜肴香味時達到激發(fā)率的頂峰。但是，一旦你品嘗到第一口，伏隔核的激發(fā)率就會下降，如果芙洛阿姨在你到達時告訴你她剛剛烤煳了這道菜，你的伏隔核就不再被激發(fā)。

這種活躍的預期傳導有很明顯的好處：大自然偏愛那些懷有預期并為之努力奮斗的人，而預期一旦被滿足，就幾乎沒什么進化優(yōu)勢了。周圍的人毫不費力地變得富有，這會大大刺激我們的伏隔核，正如經(jīng)濟歷史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觀察到的那樣，“沒有什么比看到朋友發(fā)財更干擾一個人的幸福感和判斷力的了”。

幾個世紀以來，小說家和歷史學家都知道，人類并沒有運用強大的智力冷靜分析世界，而是對事實進行合理化，使其符合情感上的預期。記者戴維·哈伯斯塔姆的權威著作《出類拔萃之輩》，使用反諷方式說明了美國“最杰出”的決策者如何在軍事介入越南事件中自欺欺人，對事實進行合理化的傾向明顯；而我們最近在國外的軍事行動也表明我們還沒有吸取教訓。

在過去幾十年里，心理學家積累了很多實驗數(shù)據(jù)，分析人類對“合理化”勝于“合理性”的偏好。當面對的事實和數(shù)據(jù)與我們根深蒂固的信仰相矛盾的時候，我們通常不會重新考慮并適當改變這些信仰，而往往會回避這些事實和數(shù)據(jù)。而當無法回避時，我們有時會更加強硬地繼續(xù)進行錯誤評估。令人驚訝的是，我們甚至可能會教化、改變、使其歸附或說服對方。簡言之，人類的“理性”構成了一個脆弱的蓋子，在麥基所說明的自欺欺人的沸騰的大鍋上危險地保持平衡。

麥基本人的行為表明，即使是最理性、信息最靈通的人也容易受到金融狂熱的影響。1841年，他出版《非同尋常的大眾幻想》一書后不久，英國經(jīng)歷了一場金融狂熱，其圍繞當時偉大的高科技產(chǎn)業(yè)——鐵路，甚至比1719—1720年席卷巴黎和倫敦的雙股市泡沫還要嚴重。投資者們貪婪地購買鐵路股票，為英格蘭的鐵路里程從1843年的2000英里增加到1848年的5000英里提供了資金支持;股市最終崩盤時，還有數(shù)千英里的鐵路已在計劃中但從未建成。如果說應該有人預見到這次崩盤，這個人就是麥基。

但狂熱事件發(fā)生時，麥基正擔任《格拉斯哥的阿格斯》報紙的編輯，他報道了正在進行的鐵路建設，卻明顯缺乏懷疑態(tài)度。185年，他出版了《非同尋常的大眾幻想》第二版，對此只做了一個簡短的腳注。

金融狂熱可以被看作一場像《哈姆雷特》或《麥克白》一樣的悲劇，有著界定清晰的人物、熟悉的敘事和精心排練的臺詞。四個戲劇人物控制了故事的敘述：有才華但不擇手段的項目發(fā)起人，輕信并購買股票的公眾，大肆渲染的媒體，以及把手伸進錢柜并無視腐敗之火的政客。

發(fā)起人走上了一條經(jīng)典的莎士比亞悲劇式道路，成為最引人入勝的演員。他們大多數(shù)一開始都是才華橫溢、努力工作而又有遠見卓識的人，憑直覺比別人更早地知道某項新技術將給社會帶來財富。在實現(xiàn)愿景的過程中，他們變得富有和強大，在一個以財富判斷人的資本社會中，他們成為國家的雄獅。當投機活動走到盡頭、泡沫破裂時，他們最終落得不光彩和破產(chǎn)的下場，但通常（并不總是）能夠僥幸逃脫牢獄之災。

事實證明，公眾很容易被那些英雄般的、魅力四射的發(fā)起人用花言巧語說服。要想勝任投資工作，必須具備一系列能力，包括數(shù)學能力、技術專長以及最關鍵的經(jīng)濟歷史類應用知識。唉，比起數(shù)據(jù)和事實，人們更喜歡故事；當面對復雜的投資任務時，人類默認進入敘事模式，也許最令人愉快的就是那些通過購買新技術不費吹灰之力獲得財富的故事。

媒體和公眾一樣成為發(fā)起人的受害人。寫杰出商人的改革性經(jīng)營事跡，能非常輕易地損害新聞界的名譽。這些發(fā)起人以驚人的頻率出現(xiàn)在各大雜志封面上，先是被稱作英雄，后來又成為被控重罪者。

最后，金融狂熱席卷了相關政客，他們的聲譽和人氣曾經(jīng)因過度投機帶來的經(jīng)濟短暫繁榮而得到提升，但最后經(jīng)常因為把手伸進錢柜而被抓。

各種金融狂熱故事的情節(jié)變化不大。大多數(shù)投機性事件包含兩個因素：預示共同富裕的激動人心的新技術，以及寬松的信貸。在今天的美國，只有大約10%的貨幣供應由實際流通的紙幣和硬幣組成；其余部分以信貸形式存在。銀行系統(tǒng)可以在一定程度內隨意創(chuàng)造信貸,信貸的規(guī)模取決于銀行、抵押貸款公司和其他貸款人對得到償還的樂觀程度。這個過程是如此違反常理和令人震驚，因此值得我們重復這個概念：銀行印鈔。事實上，銀行與其所服務的公眾一樣容易狂躁或抑郁，當沉浸在泡沫里極度興奮時，它們放縱的“賺錢”行為通常更能煽動起投機之火，這在2007—2009年金融危機爆發(fā)前最為顯著。

泡沫伴隨著四個特征。首先，最重要的是，金融投機開始主導除了最普通的社會互動之外的一切；無論何時何地，人們見面時談論的不是天氣、家庭或運動，而是股票或房地產(chǎn)。

其次，原本在其他領域很理智的專業(yè)人士，卻放棄了可靠、高薪的工作，去參與上述資產(chǎn)的投機。再次，對投機持懷疑態(tài)度的人往往會遭到激烈的反對；雖然總有一些年紀夠大、記憶夠長、以前看過這出戲的人知道它的結局，但他們的警告遭到了鄙視和嘲笑，并在過去幾十年里通常被冠以五個字:“你就是不懂”。

最后，平時穩(wěn)重的觀察家們也開始做出荒誕的金融預測，他們預計資產(chǎn)價格一年內的上漲幅度，不僅僅是10%、20%或30%,而是一倍、兩倍或末尾增加一個零。

02

末日論的瘋狂

人類自欺欺人的敘事體現(xiàn)

雖然宗教狂熱和金融狂熱看上去沒有什么共同點，但它們發(fā)生的潛在力量是相同的： 希望改善自己今生或來世的福祉。 而放大金融和宗教群體幻想傳染性的因素也很相似： 人類固有的模仿、編造和接受引人入勝的敘事以及追求地位的傾向。

宗教狂熱似乎是人類歷史不變的特征，最近的一個例子就是太陽圣殿悲劇。該教派由兩個男子領導：一個叫呂克·茹雷，他是神秘、英俊、有吸引力的46歲比利時醫(yī)生，1993年受到共謀和武器指控，但從加拿大逃脫；還有一個叫約瑟夫·迪·馬布羅，是70歲的法裔加拿大人。最終的受害者里包括法國滑雪名將讓·維亞爾內的妻子和兒子。在維亞爾內去世之前，小維亞爾內曾經(jīng)告訴記者：“從生到死這段路程的主題一次又一次地被提到。茹雷解釋說沒什么可怕的——但恰恰相反，我開始覺得自己快要殉道了?！?/span>

1997年3月24日，最后一批圣殿教受害者被發(fā)現(xiàn)；兩天后，在美國圣迭戈附近的蘭喬圣菲小鎮(zhèn)，警察發(fā)現(xiàn)了另一個末日組織——天堂之門的39名成員的尸體，他們也死在那個春分前后。他們相信自己死后將被隱藏在海爾-波普彗星尾部的宇宙飛船里運出地球。

太陽圣殿和天堂之門只是一系列著名末日組織中的兩個例子:1978年，吉姆·瓊斯領導的人民圣殿教在圭亞那的集體自殺及謀殺事件奪走了918條人命；1993年，大衛(wèi)支教在得克薩斯州韋科鎮(zhèn)與愚蠢的聯(lián)邦當局對峙，導致86名教徒被殺；殘忍的日本奧姆真理教制造了1995年東京地鐵神經(jīng)麻痹毒氣襲擊。令人震驚的是，這些組織中的許多成員，如茹雷和維亞爾內，都是受過高等教育、有一定成就的人。

末日論的群體幻想不是現(xiàn)代世界特有的；中世紀的歐洲就有大量精彩故事——如果我們對它們印象不深刻的話，就可以稱之為插曲。現(xiàn)代神經(jīng)心理學研究揭示了為什么一群神志正常、聰明、能很好適應社會的人，會自欺欺人地認為世界將以一種特定的方式終結，而且往往在某個特定的日期終結。人類是通過敘事來理解世界的：無論我們如何吹捧自己的個人理性，一個好的故事，即使分析起來很有欠缺，也會縈繞在我們的腦海中，使我們在情感上產(chǎn)生共鳴，并且比最具決定權的事實或數(shù)據(jù)更有說服力。

最近，心理學家開始意識到，這些引人入勝的敘事是多么有效地腐蝕了我們的分析能力。也許所有故事中最引人入勝的就是末日論的敘事；如果認識到自己存在于敘事中，那么我們都想知道敘事的結局。末日論故事深嵌于世界上的許多宗教中，尤其是亞伯拉罕諸教，它如此普遍以至于幾乎不被看見，但它潛伏在每天的頭條新聞和推特背后，它如此古老以至于至少可以追溯到人類文明的起源。

想要了解“故事的剩余部分”的渴望深深地侵蝕著我們的意識。此外，末日論故事還有另一種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它承諾將使人類擺脫一個被托馬斯·霍布斯稱為“孤獨、貧窮、骯臟、野蠻、短見”，充斥著以犧牲正義為代價而偏袒富人和權貴的腐敗的人類存在。很少有故事能像承諾救世主的回歸那樣讓人感到欣慰。救世主會扭轉局面，撥亂反正。這種對人類新開端的渴望深深地內嵌在《圣 經(jīng)》中，尤其是《以西結書》、《但以理書》和《啟示錄》。這些書為幾次血腥的末日運動提供了藍圖。

演化心理學的新興領域為解釋群體狂熱的傳播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機制。冰河時期末期，第一批部落從西伯利亞進入北美，之后的大約一萬年時間里，人類的足跡從亞北極地區(qū)到北美大平原，再到熱帶亞馬孫河流域。人類在如此多變的環(huán)境中需要掌握生存所需的各項專門技能，生物本來不可能進化得這么快。

但人類做到了。在進化過程中，人類編碼了一項通用技能——模仿能力。例如，當有足夠多的人和足夠多的試錯時，最終會有人想出如何建造一艘可使用的皮艇，而其他人可以準確地模仿這一過程。

人類比其他物種更喜歡模仿；一旦有人有所創(chuàng)新，其他人很快就會采納。然而，我們的模仿傾向也增強了適應不良性行為，其中最主要是幻想性信仰。誠然，在現(xiàn)代后工業(yè)社會中，模仿能力確實促進了經(jīng)濟發(fā)展，但它對人類生存的促進作用遠不及前現(xiàn)代時期在亞北極、 大平原或亞馬孫流域所起的作用。因此，在現(xiàn)代世界，適應性行為和適應不良性行為之間的權衡使得模仿能力對于人類已不如過去那么有利，我們現(xiàn)在陷入晚更新世時期的模仿傾向中，這一傾向在現(xiàn)代時期的成本越來越高，其中最昂貴和最危險的代價就是對世界末日即將到來這一信仰的傳播。

人類不僅對敘事的反應比對事實和數(shù)據(jù)的反應更加強烈，而且初步研究表明，越引人入勝的故事越能侵蝕人們的批判性思維能力。此外，研究還表明，敘事的提供者和消費者之間是存在內在利益沖突的:前者希望使消費者信服，并設計出最引人入勝的敘事，而后者如果是理性的，就應有意避開這些敘事，并僅僅依賴數(shù)據(jù)、事實以及分析的方法。

人類偏好于引人入勝的敘事，與之密切相關的是，人類還具有自欺欺人的傾向。人類本來很善于發(fā)現(xiàn)他人撒謊的真相，但是人類用欺騙自己的能力消除了這些真相，這使人類成為更好的騙子?？v觀歷史，在各種宗教性群體幻想的主角中，作為局外人的騙子相對較少，更多的是一些被自己的幻想欺騙的受害者。

大約從150年前開始，基督教新教發(fā)展出一種信仰，其專業(yè)名稱為“時代論前千禧年論”（簡稱“時代論”），其現(xiàn)代倡導者將其打磨成世界上最引人入勝的末日敘事。盡管其確切的內容因不同的神學風格而異，但基本敘事都是預測猶太人將返回以色列、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并在那里恢復祭祀。然后，羅馬帝國以十國聯(lián)盟的形式重新組合起來，由一個有魅力、才華橫溢、英俊瀟灑的人領導，這個人是反基督者，是魔鬼在人間的化身，他與猶太人結成了一個七年聯(lián)盟，但三年半后，這個反基督者背叛了猶太人，從而促成了外國軍人對以色列的入侵。入侵者不僅包括俄國人，還包括穿越喜馬拉雅山到達那里的2億中國人。

一場災難性的核戰(zhàn)爭接踵而至：大決戰(zhàn)和其他恐怖事件，統(tǒng)稱為大災難。七年大災難的最后，耶 穌復臨，擊敗反基督者，建立千禧年國家。在這個過程中，數(shù)十億人死亡。信仰耶 穌的基督教徒被順利地從大決戰(zhàn)和大災難中提到天堂——這就是“被提”。猶太人的結局差一些：1/3的猶太人改信了基督教，并規(guī)勸其他人也改信，從而在大災難中幸存下來。另外2/3的猶太人就倒霉了。

不了解上述時代論敘事，就無法充分理解當前美國社會的兩極分化現(xiàn)狀。大多數(shù)受過良好教育、非宗教取向的公民都認為這是極其怪誕的，但是，對相當一部分美國人來說，這一系列的預言事件就像《羅密歐與朱麗葉》或《教父》一樣耳熟能詳，像杰瑞·法威爾、金·貝克和吉米·斯瓦加特這樣的電視福音布道者，他們對公眾的吸引力也完全依賴于他們的時代論資質。

幾個原因決定了對時代論敘事的普遍關注。以色列，尤其是重建圣殿在這一信仰體系中的中心地位，深刻地影響了美國的中東政策。美國對以色列擴大在約旦河西岸定居點的不加批判的支持和對巴以“兩國方案”的明顯放棄，可以直接追溯到福音派，也就是所謂的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鼓吹，他們現(xiàn)在的影響力遠遠超過猶太復國主義者。事實上，2018年5月美國駐耶路撒冷新大使館落成典禮的開幕式和閉幕式是由兩位時代論牧師主持的。其中一位是羅伯特·杰夫里斯，曾經(jīng)聲稱希特勒幫助過猶太人返回以色列；另一位是約翰·哈吉，他認為卡特里娜颶風是上帝對新奧爾良罪惡的懲罰。

在核時代，即使是輕微的“世界末日不可避免”的宿命論也是危險的。2010年美國皮尤基金會的一項民意調查發(fā)現(xiàn)，超過1/3的美國人相信耶 穌會在他們的有生之年回來，而且大多數(shù)人相信“被提”。其中一個有此信仰的美國人就是羅納德·里根。他可以和杰瑞·法威爾這樣的人暢所欲言地談論時代論神學。福音派占據(jù)美國軍隊的近1/4,其中大部分是時代論者；他們的影響在空軍學院尤為突出，所服務的部門控制了美國的大部分核武器。

1964年，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和他的蘭德公司老板審查完美國的核指揮系統(tǒng)后，放映了電影《奇愛博士》，并評論說這部電影很可能成為一部紀實節(jié)目。影片中，一位患精神病的美國空軍基地指揮官奇愛博士關注于飲用水的氟化。即使到今天仍然有部分時代論者被飲用水氟化問題困擾——影片中這位指揮官觸發(fā)了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

歷史上，基督教徒一直給猶太人貼上反基督的標簽，這一概念本身就容易引起暴動。即使在今天，對一些極端福音派教徒來說，把這個標簽貼在某人或任何團體身上，都可以為他們的謀殺辯護。

最后，單是時代論這一信仰就能夠而且確實已經(jīng)引發(fā)大規(guī)模死亡。1993年，在得克薩斯州的韋科鎮(zhèn)，癡迷于《啟示錄》的大衛(wèi)·考雷什領導的大衛(wèi)支教與不理解其信仰體系的聯(lián)邦官員發(fā)生了沖突。

啟示性末日論的起源在《新約》和《舊約》中都有，并且可能更早地起源于肥沃新月地帶的多神教，因此，以色列猶太人中的極端主義者和伊斯蘭教國家的末日劇本，都與基督教時代論者的末日劇本有很多的相似之處，這不足為奇。它們的不同之處在于誰扮演英雄，誰扮演反派人物。今天的穆斯林末日論者幾乎一致認為猶太人是反基督者，而“伊斯蘭國”之所以能夠從世界各地招募新兵到敘利亞和伊拉克這片殺戮之地，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從圣訓中直接引用的末日論敘事。

03

群體智慧

保持個體觀點的多樣性

要想理解金融泡沫和暴力性的末日瘋狂等社會潮流是如何產(chǎn)生和傳播的，可以先理解它們在什么情況下不會發(fā)生，這同樣具有指導意義。我們對群體決策智慧的現(xiàn)代理解開始于1906年秋天，當時的先驅博學家弗朗西斯·高爾頓 （他是查爾斯·達爾文的表弟） 參加了在普利茅斯舉行的一年一度的英格蘭西部肥畜和家禽展覽。 

在那里，他進行了一次群體理性實驗。大約800名參賽者以每個人6便士的價格購買一張“公牛體重競猜”的票，對公牛凈重 猜得最準的人將獲得獎品。令人驚訝的是，所有猜測值的中位數(shù)為1207磅,與實際體重1198磅相差不到1%。所有猜測值的平均數(shù)為1197磅，幾乎準確，盡管高爾頓在他發(fā)表在《自然》上的第一篇文章中沒有提到平均值這個數(shù)字，因為他認為中位數(shù)，也就是 （按順序排列后） 所有數(shù)據(jù)中居于中間位置的數(shù)，在理論上比平均數(shù)更具有吸引力。 

高爾頓關于集體決策準確性的結論已經(jīng)被反復證實。最近，《紐約客》專欄作家詹姆斯·索羅維基在他的暢銷書《群體的智慧》中總結了這一概念，他在書中提出，有效的群體智慧有三個要求：個體分析的獨立性，個體經(jīng)驗和技能的多樣性，以及收集個體意見的有效方式。

那么，就我們的目的而言，什么才是“群體”——是弗朗西斯·高爾頓和詹姆斯·索羅維基提到的那些理性的人，還是呂克·茹雷、約瑟夫·迪·馬布羅和大衛(wèi)·考雷什這些不理性的人？

妄想性群體與智者群體之間的區(qū)別在于其成員之間的互動程度。高爾頓的約800名參賽者中的所有人，甚至大部分人，是否真的聚集成一個集體，這是值得懷疑的。他的實驗有一個關鍵的、通常被忽略的細節(jié)，那就是它涉及牛的凈重。在牛被屠宰前，沒有人知道結果，參賽者必須在參賽卡上填寫自己的地址，這樣獲勝者才能接到通知，且參賽者為了讓自己的預測結果不對外泄露，在填寫卡片之前并沒有聚集在一起。

幾年前，金融專家喬爾·格林布拉特對高爾頓實驗進行了巧妙的改變，他向哈勒姆地區(qū)的一個小學生班級展示了一個裝有1776顆果凍糖豆的罐子。和之前的實驗一樣，學生們獨立提交的索引卡上 所顯示的平均估計值非常準確：1771顆果凍糖豆。然后格林布拉特讓每個學生當眾說出他們的估計值，這破壞了他們總體判斷的準確性——新的“開放式”估計結果平均只有850顆果凍糖豆。

因此，一組人的互動越多，其行為就越像一個真正的群體的行為，評估結果就越不準確。有時候，群體互動變得如此緊密、頻繁， 就產(chǎn)生了瘋狂。用弗里德里?！つ岵勺詈啙嵉脑捳f，“在個體中，瘋狂是罕見的；但在群體、政黨、民族以及時代中，瘋狂是司空見慣的”。麥基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也許他的《非同尋常的大眾幻想》 中最有名的那一句話就是，“據(jù)說，人以群體為單位思考；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成群結隊地發(fā)瘋，但非常緩慢地逐個恢復意識”。

因此，實現(xiàn)一組人整體判斷的準確性，要求參與者不能像群體那樣行動。此外，正如索羅維基所指出的，這還要求這組人中個體的多樣性：一組人對于某項估計的觀點越多，該估計就越準確。

觀點的多樣性也有利于個體；正如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所言：“檢驗一流智力的標準，就是在頭腦中同時存在兩種相反的想法但仍保持行動能力?！?/strong>在過去30年中，心理學家菲利普·泰洛克檢驗了數(shù)百位著名專家預測的準確性；他發(fā)現(xiàn)，那些綜合考慮各種往往相互矛盾的觀點的人比那些從單一理論視角看待世界的人表現(xiàn)得更好。簡單一句話：無論是在政治、宗教還是金融領域，都要提防空想家和真信徒。

《群體的瘋狂》，[美]威廉·伯恩斯坦 William J.Bernstein 著，王興華 譯，中信出版集團

【作者簡介】

[美]威廉·伯恩斯坦（William J.Bernstein，1948—）

金融經(jīng)濟歷史傳記、金融科普著作作者，醫(yī)學博士、神經(jīng)科學專家、暢銷書作家，也是美國普通投資者心目中的草根英雄。著有《投資者宣言》《繁榮的背后》《偉大的貿(mào)易》《投資的四大支柱》等經(jīng)典經(jīng)濟投資著作。

伯恩斯坦對市場的狂熱與人類理性的局限性有著深刻的認識，總能從其獨特的視角剖析市場與投資者，而且他也善于講述經(jīng)濟金融歷史，以史為鑒啟迪廣大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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